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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贺劭清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

　　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摄

　　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试析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

　　作者：张晓婧（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强调“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哪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新”在领导力量的先进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这一重要论断，科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充分彰显出党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中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引领着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基于自身的初心使命、政治品格和斗争精神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奠定了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新”在奋斗目标的人民性。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坚持人民至上，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崭新文明。这一奋斗目标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代表特殊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利益的其他政党严格区分开来，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价值取向和发展目标的人民性。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坚定人民立场中孕育而生，在依靠人民主体力量中推动前进，在谋求人民幸福中持续发展，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作为文明的发展目标，清晰刻画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属性，凸显了与以往各种样态、各种类型的人类文明形态在价值意蕴上的本质区别。

　　“新”在结构要素的全面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五位一体”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正是基于对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才能创造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系统性、整体性推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五位一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复杂、庞大社会系统中进行实践创造而取得的伟大成果，在注重社会发展的全面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基础上，在整体协调发展中推动和实现着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是在资本的主宰下，对内奴役剥削、对外侵略掠夺的历史，由此产生的文明形态，是物质主义膨胀、人与自然相互割裂、社会撕裂、贫富两极分化，破坏了文明要素之间的整体性、系统性的单一型文明。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种要素组成的严密有机整体，“五位一体”有机统一、协调发展，才能在构成要素上生成人类文明新形态。

　　“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应有之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共同构成了人类活动的环境和舞台，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科学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现代化建设，将生态优先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首要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形态，既可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评判作为检验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依据，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新”在世界愿景的合理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和文明基础是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而不是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不同国家在各自文明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明样态，共同创造了人类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人类文明交融共存的正确选择，就是承认每个国家文明发展的正当性、合法性、多样性，实现真正的休戚与共、共同进步。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各国人民共同向往而提出的新型文明观，主张以文明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超越文明优越，以文明求同存异和交流交融化解文明冲突，从而建立多元文明包容并存、共进共荣的文明新秩序。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继人类历史上诸多文明创造之后，中华民族又一次伟大的文明创造，为人类文明谱系贡献了新样态，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选择，为构建美好世界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队伍建设项目[sztsjh-2022-7-14]成果）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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