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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丨地缘动荡持续，“和”文化对当今世界有何启示？******
中新社北京12月28日电 题：地缘动荡持续，“和”文化对当今世界有何启示？
中新社记者 曾鼐
近来，国际局势复杂动荡，大国之争加剧政治对抗，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正面临“零和博弈”的严峻挑战。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先贤便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著名思想家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让“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成为极具活力的中华文化精髓。国与国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中国的“和”文化，既彰显“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儒情怀，又带来跨越历史长河的时代启示。
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智慧，能为消弭纷争提供何种方案？“王道”和“霸道”之辩尚存，多元文明如何在“和而不同”中共存共荣？世界著名中西比较哲学家、国际知名汉学家、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安乐哲近日做客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田辰山展开对话。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专家：当今世界仍需要了解儒学来源：中国新闻网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和”文化该如何翻译和理解？与西方“一多二元”有何本质区别？
安乐哲：中国“和”的概念，不能直译为英文“harmony”，而应翻译为“achieve harmony”，体现一种过程感。中国文化的“和”是一个整体概念，包括理性、美学等。要理解“和”文化，必须要站在中国的“一多不分”的文化语义环境。所谓“一”与“多”，是不能分隔的相互关系，即单子个体的特殊性，与它所在多样性的环境，形成共生共存的状态；这是一种在紧张关系的状态中，也能产生和谐的自然动态。而西方文化，是一种“一多二元”的价值观和叙事体系。“一多二元”意味一切事物都是二元对立的，都是单子个体，状态是各自独立、有矛盾冲突。
“和”可理解为一种优化共生体系(optimizing symbiosis)。中国人爱用“家庭”做文化比喻，因为家庭是优化共生体系的一种方法。为了家庭，你可以做任何事，家庭也能成就每个人，家人一定要彼此扶持。可以说，中国的文化将家庭放到了最高价值层面，这一点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关键。所以，中国文化不是追求统治世界，而强调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存。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安乐哲：“和而不同”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唯一路径来源：中国新闻网
田辰山：“和而不同”不是简单的多元性。以乐曲举例，音符是不同的，但不同音符只有在合奏中才彰显独特性，也正因音素的特色，才产生真正的“和”。“和而不同”不是各唱各调，而是“和”在一支美好的乐曲中。通俗而言，“和”不是简单的“你是你，我是我，咱们在一起”，而是无论你多么与众不同，都能在“一多不分”的“生生”的意义上获得“和”。
“和”文化是知不同以求和，是一种“求和”的君子文化，而不是求“同”的小人文化。君子“和而不同”，是君子不在乎“同”与“不同”。“和”意味着关系和事物的内在联系，与西方“一多二元”文化形成鲜明对比。
资料图：2022年6月26日，观众在南京博物院参观“晋国”特展。图为展出的夔龙纹编钟吸引观众的目光。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中新社记者：当下，世界范围内冲突持续，东西方对战争也有不同理解。例如《孙子兵法》提出“慎战”的思想，而《战争论》等西方著作，更强调如何摧毁敌军。中国与西方，对待战争与和平有何差别？
安乐哲：西方的战争观将胜利作为唯一目标，打仗是追求名誉和荣光。而中国讲究“文武”，战争目标不是胜利，而是“义”，是仁义的“义”；“义”也是优化共生体系的一个目标。“义”既指道德，也指意义。如果要追求最有意义、最道德的生活，应该完全依靠“文”，但当不得已的情况发生时，又必须得用“武”，这是中国文化对“打仗”的一种态度。就像《孙子兵法》中所表达的精神，“用兵”是决定生死命运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但凡有一丝可能不打仗，就不要出兵。
田辰山：西方对战争的概念，基于“有限游戏”“零和游戏”，强调“赢了后通吃”，战争(的目的)在于夺取霸权、主宰世界，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西方文化中的“和平”，就是“我征服你、你臣服于我”，没有正义、不正义之分。
中国对战争的观念，与西方有本质不同。汉字“武”字，本身就是“止戈”的意思，这正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中国对战争(的观念)是一种“仁义”思想的延伸，即“打仗必须出师有名”，要为了仁义。中国围棋最能表达这种思想，即尽可能避免、减少双方的损失和伤亡。《孟子》对此也有充分阐释，不是要把对方置于死地，控制住即可。所以中国的战争思想，是以仁义和人民的支持作为最大力量，而非唯武器论。
图为少林寺藏经阁藏古棋谱《残局类选》。韩章云 摄中新社记者：孙中山先生做东西文明比较时，曾提出“王道主义”“霸道主义”。如今该如何理解“王道”和“霸道”之辩？
安乐哲：美国历史学教授詹姆士·汉金斯(James Hankins)在《道德政治》(Virtue Politics)一书中提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成就)，跟政治制度的关系很小，最重要的是与领导的教育水平和道德有关。“王道”反映的是，领导阶层如何通过教育，提升自己的认知和道德，心胸宽广、有很强的包容精神；同时建立一个有益的制度体系。“王道”强调整体性。
田辰山：孙中山当时说的“王道主义”和“霸道主义”在今天仍然切中要害、十分有意义，今天的“霸道主义”仍然是孙中山那个时代的“霸道主义”，本质没有变。
什么是“霸道主义”？是一种存在于思想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霸道主义”不讲仁义，只讲谁有更大实力，靠力量争夺利益。
什么是“王道主义”？“王道”是仁政、民本政治，不是单纯讲武力。“仁义之道”致力于维护百姓利益，要得民心。现在的“王道”，就是社会主义，讲“和合”文化，讲“公”字，社会主义讲的是人民的政治。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田辰山：要警惕当今“霸道主义”依然横行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记者：“仁义”与“和”文化对全球合作有何时代意义？
安乐哲：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分散了。谈到“一多不分”，我们有“多”，但目前缺“一”，这个“一”能从哪里来？中国的历史可以给世界启发。中国的“和”文化、家庭观念，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要让全球更多了解“和”的概念，这是全球发展的未来。
当下，世界面临诸多共同挑战，例如疫情、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等。很多事中国没办法自己解决，美国也没办法，只有合作才能找到方法，“和而不同”是解决当今全球问题的唯一路径。除了打造“共同体”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
田辰山：从“和而不同”的文化提出来的中国方案，方向是对的，符合世界人类共生的一种哲学追求，全世界应该走“和而不同”的道路，而不是打起来没完。“和”是有前提的，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面上才能实现，“一带一路”是一种实践方式。这是对“零和游戏”的世界规则的一种转折性的运作。反对者和破坏者会很多，阻力会很大，但要有信心，保持理智思考，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解决世界问题，现在光讲“你输我赢”这样的“有限游戏”，是不行的，要回到“无限游戏”上来，只有讲共赢才行。儒学正是提供了共赢思路的文化。(完)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成功举行****** 中新网埃及沙姆沙伊赫11月16日电 当地时间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边会由中国新闻社与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主办，中国新闻网承办，能源基金会协办。  中国新闻社总编辑张明新作视频致辞。 供图中国新闻社总编辑张明新在视频致辞中表示，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直面的全球性重大挑战。共识就是力量，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媒体扮演着普及知识、行动倡导、连接各方、凝聚共识的重要角色。中新社一直高度重视气候传播，积极拓展工作领域，愿为讲述传递中国与世界的低碳好故事、绿色好声音以及合作新成就，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主任田成川作视频致辞。 中新网记者 陈天浩 摄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主任田成川在致辞中表示，加强气候传播，积极提升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意识，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意义。宣教中心以提升公众环境和气候意识为己任开展积极探索，积极打造品牌项目和宣传平台，包括开展丰富多样的气候传播活动、发起成立气候传播平台和行动网络、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教育培训等。 在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看来，实施气候变化政策是贯彻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能源基金会的愿景和生态文明思想一脉相承。他说，应通过气候传播让社会公众接受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意识，尤其要为青年一代所接受，并最终转化为青年一代的行动。能源基金会早在七八年前，就专门成立了相关的传播项目。  图为王毅在“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上进行演讲。 中新网记者 陈天浩 摄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在演讲时则提到，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需要协调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关系，还要有更好的公共参与。他认为，通过建立国家公园，一方面能够利用国家公园本身的教育功能来提高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公众的参与，也将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国家公园的建设。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发展局局长助理管秀鹏介绍了该合作组织开发的能源全球平台，“接下来我们将以能源全球平台为媒介，与各方携手共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和广泛的公众参与需要一场公众气候观念的升级。”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气候传播与风险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曾繁旭认为，气候传播要逐渐实现范式转变，通过好的故事，让科学数据和政策转变为真实可感的公众生活，让公众觉得，能源、气候议题并不在远方，而在你我身边。 能源基金会策略传播项目主任荆卉表示，“让气候议题更加主流化，未来有很多可以继续发力的方向，比如强化公众对于气候问题和低碳解决方案更科学的理解、增加气候变化在社会讨论中的可见度、强调低碳转型以人为本的定位，以及给公众提供更多参与机会和直观体验，让人们认识到自己既是低碳转型的贡献者，也是受益者。”  图为彭大伟现场分享对中国气候报道新趋势的观察。 中新网记者 陈天浩 摄中新社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兼中新网副总编辑彭大伟分享了自己对中国气候报道新趋势的观察，“随着VR、AR等技术及新媒体、融媒体形态的不断延伸发展，未来的气候传播形态将更加广阔，针对的受众将更加广泛，也必将在全社会汇聚更大合力。” 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金融和基建转型首席教授梁希分享了对中国企业ESG发展的见解并建议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方面根据国情制定本土化的信息披露标准，推动智能化的数据收集，同时通过能力建设和政府领导，从根本上提升市场主体对ESG的认知。  图为“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现场。供图在边会圆桌对话环节，“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建宇、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廖原、绿色和平中国首席代表袁瑛，就面向“双碳”目标转型实践与气候传播的议题进行讨论。 张建宇认为，技术进步使我们对气候变化做出的贡献能够可持续以及可被认识到。有了支持的态度、理解的程度，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具体改善，我们将可进入美好生活和气候友好的新时代。 廖原也认为，技术的赋能使得我们对更美好生活中舒适的追求，以及对气候变化做出的贡献，两者开始趋同，这能够帮助每个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支持、理解和行动落到实处。 “公众气候行动具有多样性和在地性”，袁瑛指出，ESG等新兴议题，对企业采取更高更好的气候行动有激励作用和约束作用，同样会推进公众、企业采取不同层级的气候行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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